在刚刚出版的《同仁眼科疑难病例解析》一书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魏文斌在序言里将逻辑思维能力视为好医生的首要条件，“有些医生手很巧，手术机会也不少，可就是成不了大家，是因为思维不清，没有章法，外科医生做手术是用脑子做的，而非仅仅是手！”

在魏文斌的成长生涯里，他从未停止过思考，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突破极限，亲手解开职业生涯遇到的一个个疑难病心结。作为国内首席眼底专家，魏文斌在名气鼎盛之时，依然愿意为了罕见病眼部肿瘤“搏一下”，首次成功地应用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技术进行眼内肿瘤局部切除，引起学界震动，至今在世界上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不超过十个。

手握顶级技术，魏文斌说的做的更多的却是医学的普及、传承，眼科肿瘤高难度手术难以大范围推广，他就带领团队研发了更易操作普及的巩膜敷贴器；坚持培养藏区眼科医生，帮助搭建西藏眼科中心；组织“同仁眼科讲师团”，偏远少穷地区可以“点课”调配讲师团成员。公益活动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去过西藏不下10次的魏文斌，每次都是兴高采烈的，从最初整个西藏才二三十个眼科医生到现在，“药物也有了，技术也上去了，白内障做得比内地还溜。我们多年的努力看到了成效，所有输出都转化成了当地的临床能力。”魏文斌说，“我理解的文化是传承，技术是传承，科普也是传承，医生有责任和义务把你学到、悟到的东西通过各种方式传承给下一代，惠及大众。”

能实施、普及的技术才能让更多人受益

已经下午五点了，魏文斌还在看本来只有一上午的门诊，一走廊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又是没有吃午饭的一天，魏文斌无休地给患者诊断、解答病情，“肯定不用做手术”“手术回山西做就行”“去神经科看一看，调理好身体就会好”“别担心，我给你约一个医生做手术”一切有条不紊，简单、快速、高效。工作了将近十个小时，魏文斌不见疲态，仍能敏锐地从患者叙述中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始终语速平缓，态度温和，未见丝毫不耐烦。在略显嘈杂的诊室，魏文斌顶级专家的笃定，多年沉积的儒雅风度，与患者交流的不徐不疾，营造了一种强大的、让人信服的场域，无论是东北大妈、西北小伙、操着南方口音的女孩……在他面前都一下子安静下来，深信面前这个医生能给出最终答案。

魏文斌是同仁有名的“加号大夫”，每次门诊都严重超时超量。出身农村的他理解千里迢迢到北京来看病的患者的难处，他总说医生不需要感谢，因为他本人在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

翻看魏文斌的履历，他几乎是为外科医生而生的。魏文斌很早就表现出在手术方面的天赋，90年代他曾创下15分钟取18个捐献眼角膜的记录，在国内至今无人打破。同样的手术他要比别人快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只为尽可能减少患者的损伤。以前国内治疗眼内恶性肿瘤的方法是直接摘除眼球，1994年魏文斌在法国进修，观摩了恶性肿瘤保留眼球的治疗方法，回国后他首次成功地应用玻璃体视网膜显微手术技术进行眼内肿瘤局部切除，至今该手术仍是难度最高的手术之一，很少有人能掌握。

“一个技术被认可，就像科研一样，手术能够重复和复制，说明你的技术过得去，能让其他人也掌握。”魏文斌说，但一个手术特别难，别人学不会，只有你一个人能做，这个手术就没有推广的价值。眼内肿瘤的手术难度极大，不可能每个人都学会，也就不能解决所有患者的问题，想要大众化治疗就得想别的办法，魏文斌带领团队突破了眼内恶性肿瘤近距离放射治疗的技术瓶颈，创研了巩膜敷贴器。“巩膜放疗技术研发的初衷就是为了普及，相对手术来讲，巩膜放疗技术难度不大，医生只要管好同位素和放射线就能开展，所以更容易推广。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在国内很多中心开始做了。我们攀登高端，但也要技术能实施、普及，才能让更多人受益。”

技术到基层是要实打实地提升临床实力

魏文斌年轻时义诊到过很多偏远穷地区，发现当地手术也做不了，什么都开展不下去，义诊很多时候仅仅是年轻人的一腔热情。“想让当地的患者获得跟大城市一样的医疗技术，必须要让他们的医生水平上去。”魏文斌组织了“同仁眼科讲师团”，到老少边穷地区，聚集当地的眼科医生进行培训，“太高深的内容也要当地有条件开展才可以，做公益只有满腔热忱是不够的，要看对方现有的条件是什么，你能够帮助什么。我们一般选择一个地级市，去之前会前期沟通，看当地缺什么技术，缺哪补哪，可以‘点课’，针对当地提出的要求，我们每次派出去的讲师团成员都不一样。”

这样的公益活动一做就是20多年，同时魏文斌带领团队帮助云南、新疆各地建眼角膜库，当地没办法做眼角膜移植手术就帮他们做起来，帮助张家口建立眼外伤专家团队。针对当地的紧缺技术，结合当地的条件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提高了当地医生的水平，进而提高了当地的眼科诊疗水平。

“我到西藏去，发现藏民到外地看病实在是太难了，语言不通，有时候来看病还需要带个翻译，饭菜也完全吃不习惯。”魏文斌说，所以我们支援西藏是将提高当地医生的水平作为目标，专门用于培训西藏医生的基金会每年给西藏各地的眼科医生出路费，管住宿，统一到拉萨进行知识更新、技术培训。

“我每次到西藏都能见到变化，很多基层医生出门诊的时候兜里揣着我们编的一系列口袋书。”魏文斌说，他们帮助当地培训医生，联系厂家捐助设备，协助当地医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眼科中心，“现在当地一个科室就有十几个大夫，医疗水平不错，非常高兴我们的努力有了成效，技术到基层，就是要实打实地提高当地的临床实力。”

做对大众有意义的研究

魏文斌形容自己90年代出国进修，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国外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治疗理念比我们好得多。中国这20几年来发展迅速，“现在我们的设备一点不比美国、欧洲差，医疗技术也进步很快，国外开展的新手术、新技术，包括临床科研我们已经可以和国外同步。”魏文斌说，但我们也要认清事实，我国有四万七千多个眼科大夫，水平差异太大了，另外设备的国产化、药物的自主研发，以及大医院的科研水平都要提高。

“最前沿的研究我们要有，像基础研究这样的苦差事也要有人做，坚持临床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并可以进行推广，惠及更多人。”魏文斌说，“像眼科黑色素瘤，我们收集了3000多个患者的数据，观察了27年，目前是亚洲最大的数据库，去年仅肿瘤领域就发了二三十篇文章。再如以前开展的北京眼病研究，已成为国际示范性眼病流行病研究，仅这一个研究就发了200多篇SCI论文，而研究本身却并没有花多少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近年来社区变动大，魏文斌就将研究放到了开滦集团，2006年开始了十几万人群的眼病研究，并将全身疾病和眼科疾病相结合。“以前都说白内障是致盲第一原因，但现在已经是高度近视了，这都是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的结果，再比如做了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患老年痴呆少，是不是看得清楚就更不容易老年痴呆？这都是我们以后要研究的课题。”

魏文斌的一面是“高到云朵里”的医生，手里有四个基因治疗在研项目，根据目前的试验结果，魏文斌认为这些研究在世界性难题遗传性视神经病变治疗上将取得突破，中国第一个眼科基因治疗药物呼之欲出。另一面的魏文斌始终在谈推广、普及、大众，魏文斌说以前除夕放炮，是眼科医生的“战时状态”，“大家一到除夕就抢着值班，我们医院的何雷主任连续20多个除夕都在医院里度过，医院不得不‘强制’不让他值班。是什么让大家有这样的奉献精神？我想是医生这个职业自然而然浸染下的传承，我们的手术、操作、疾病的认知都是上级大夫教的，而我们也将把这些教给我们的学生，所以我认为传承是一个医生的责任和义务。”